生活十讲:新信仰

导读—  信仰最有价值的力量就是实践,在佛教经典中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这两个字就是强调实践。

生活十讲:新信仰

/蒋勋

 

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其自然的发展现象,人类有很多智慧就是从自然现象中学习到的,假设一百万年前、几十万年前的人类,蹲在地上观看一颗种子的发芽、开花到结果,或是发现季节的转移、仰观天上星辰,看到几点钟时星座会在哪一个方位,其实都是在学习大自然中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学习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非常漫长,也非常珍贵。比如我们走到台北近郊汐止,就会发现当初的人如何去发现基隆河的潮汐到这里是停止的,很多地名和观念都是从大自然的观察中建立起来的“信仰”。当他有这种信仰时,他就是生活在秩序中,会有一种安定感,他知道这棵植物枯萎了,但在下一个季节会再发芽,他发现了秩序,在植物枯萎时他就不会绝望、不会幻灭,他知道来年春天植物会再发芽。知道这个秩序、智慧的人,和不知道的人,他们的生命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常常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也是从大自然中学习到的智慧,这种智慧也会变成我们的信仰。

 

信仰最有价值的力量就是实践,在佛教经典中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这两个字就是强调实践。单单成为一种知识没有意义,反而会成为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种“知障”,因为有知识就会卖弄,会被知识牵绊,反而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生活在土地当中,很自然地就会有信仰,会认为“我知道的,我就要去做”。

 

我一直很喜欢“行深”这两个字,尤其是把“深”字加进去,就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不断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有时候做了,但可能做不够,就是行不深。信仰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力量,哪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信仰。譬如说我观察父亲,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九点钟上床、五点钟起来的规律,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知识,可是当他到八十几岁还这么做时,就是一种信仰。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都觉得这是他必须遵守的信仰,让我很佩服,这就是“行深”。

 

这里面没有知识上的大道理,难就难在实践,但对父亲而言,他觉得不难了,因为根本已经变成一种信仰,如果说他每天还要“努力”去做到这件事,就表示尚有一些勉强,可是他是很自然地做到了;时间到了,他就觉得应该去睡觉,早上天一亮,鸟一叫,他就觉得该起床。他的生活好像跟自然的季节、日出日落之间,有了一个对话的关系。这种信仰是令现在的我很着迷的,它是完全顺应自然的,健康的,不难做到,也不会走到歧途的。

 

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

 

在一个“不对”的生活里,信仰很容易走向歧途。不对,可能是指违反自然法则,譬如太急着吃这只鸡,太急着要吃到某种蔬果。如何在生活中找回信仰,并把信仰导回心灵的本质,是现代社会当务之急。

 

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有许多人渴望信仰,说明了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想要对生命状态中的无助、脆弱有更多的认识,这部分是我们绝对要尊重的。


如果不能尊重这个部分,我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处于这种脆弱的状态中;试想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你浮沉于无边际的海洋中,从你眼前漂过的任何一根小草,你都会想去抓它的--那么当我们打开报纸,看到那么多人无助地寻找着信仰时,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要去嘲笑这些人,或是批判这些人?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无助的人,能真正找到让自己生长出力量的信仰。但是,因为他无助,所以急切,因为急切,所以乱抓,而使得原本他拥有的某些健康的信仰,扭曲到另一个方向去。

 

这件事是两面的。我们不该嘲笑那些无助的、渴望信仰的人,我觉得,没有信仰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即使是再威权的帝王、再跋扈的将军、再富有的商人,他们都有最无助的时刻,只是还没有到那个关头而已,到那个关头的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比今天我们嘲笑的这些人好到哪里去。在现实社会里,那些咄咄逼人的人,在信仰面前都会下跪的。其实刚好说明,信仰本身绝对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动机。

 

台面上愈是强横的人,愈不容易让人看见他的脆弱之处,但是脆弱一定存在。年轻时我读过一本书,作者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乞丐。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我们面临的死亡是一样的,我们也都无法解答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信仰。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种处境中,所以对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应该要有很大的宽容和悲悯。

 

我还是要提醒这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灾难,所以要留很大的余地,在现实生活中越不留余地的人,在脆弱时越可能乱抓。我不赞成当社会发生信仰的误导现象时,就加以嘲笑、打击,难道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信仰吗?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了我们的社会欠缺信仰,我们的教育系统里缺乏了极大的信仰教育。

 

我常看到一些在学校里被视为问题学生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去飙车、会去打电动玩具、会吸安非他命,可是当我跟着他们去旅行,经过树林里的一间小小的土地庙,他突然双手合十,弯腰一拜,在那一刹那我非常震撼。那个行动本身就是信仰,让我知道他还是信服什么事的,这个信服的种子,总有一天会萌芽,让他在为非作歹的时刻找回自我,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能让孩子从小开始就有信仰,让他信服,让他知道头顶之上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做引导,会让他学会谦卑,对于他日后的成长,会有正面的影响。

 

我年轻时曾经加入天主教,因为那时候我很迷惑,想借由宗教来寻找答案。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和神父一起研读《圣经》,也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天主教徒。那时候,我每个星期日都会去参加弥撒的仪式,仪式进行前要做告解,在一个小房间里,隔着网格、黑色帘幕,对着神父--这时候他代表的是神,不是神父,告诉他这一个星期来你所犯过的错、你的欲望、你的贪婪、你的自私……这是我到目前为止都还很感谢的时刻,因为你知道有个说话的“对象”,而且他在听。

 

通常神父不会告诉你这些行为是对是错,只会告诉你去念几遍天主经,然后领圣体。对我而言,念经是惩罚,也是一种解脱。而“告解”其实不只是宗教仪式,有时候我写日记、写小说,有时候我跟朋友倾吐心事,都是一种告解的形式,就是在自我反省。

 

信仰里面最可贵的就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自己有多贪心、有多赖皮、有多恐惧。你知道了以后,再回到现世里,在做人处事上都会有一些不同,平常的咄咄逼人可能会收敛一点点,平常的予取予求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其实只是平衡而已。

 

换一个角度来讲,信仰不完全是因为脆弱。譬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在物理学上的知识是人类世界顶尖的,对于宇宙的了解,没有人比得上,但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很多人在检讨爱因斯坦在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用科学知识来理解整个世界。事实上,爱因斯坦的信仰不是出自脆弱,而是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不足,而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一种坚强。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时,反而会让我尊重他。一个商人应该知道斤斤计较累积财富之后的不足,一个政治家应该知道权力之后的不足,因为这个不足,所以有信仰,并让信仰往健康有机的方向发展。

 

最高信仰就是自然

 

我说的健康、有机的信仰,是指非单一性的。信仰可以是哲学,可以是道德的实践力量,也可以是美的完成,它跟很多东西有关,如果把信仰孤立出来,它就很危险。

 

只有一种信仰很可怕,譬如只有政治信仰,只有财富信仰,只有权力信仰,甚至只有单一的美的信仰,都是不健康的,它应该要平衡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一种“自然信仰”,就是对于各种现象都能有比较平衡的思维。如果有自然农耕法,我想也应该要有自然信仰法,把自然作为一种最高准则,就像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高信仰就是自然。

 

信仰没有速成之道,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长时间与困惑的对话关系,好像是在一种螺旋形的山路上盘旋,每次盘旋的过程中好像升高了一点点,又好像在原地绕圈圈,我的信仰追寻旅程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从小时候到天主教堂拿卡片、背《圣经》,只是因为进口的卡片很漂亮,因为教堂的彩色玻璃很美,是不是真的信仰我不知道,那段时间的信仰其实是和美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我会背《圣经》是为了得到卡片,但是那些句子还是让我开始变化了。

 

老子最崇拜的信仰是婴孩,他觉得婴孩是最圆满的状态,因为无所求,无所缺,一旦开始有困惑、有不足时,就会追求,就会要“返璞归真”,表示你开始作假了,你开始有很多尴尬、不舒服的情结,所以要努力回到璞跟真。这个过程,我称它为信仰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探索,而当你又回到璞跟真时,就不需要信仰了。

 

在青少年时期,因为身体、心理的变化,有更多的困惑,我需要更明显的信仰,所以我进到天主教。到了高中、大学,我会希望信仰能够和思维、哲学结合,这时候佛经更能满足我,所以我长年住在庙里读佛经。这样的信仰旅途,让我在听到别人问我“你信什么教?”时,会愣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陪伴我的不是单一的宗教,而是所有的宗教陪伴我度过一个困惑、自我觉悟的过程,我到现在还是在一个巨大的困惑当中,所以我会说对于困惑的信仰不应该有嘲讽,而应该要悲悯,因为我们都在困惑当中,只是知道或不知道。

 

以我自己而言,我仍然在困惑中,但比较不急了,不会今天走进教堂、庙宇,就要立刻得到解答,或是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做了多少捐献,明天就要马上解脱,我开始觉得信仰不需要这些形式,而是像一个好朋友,永远陪伴在旁边,和你做更多的对话,甚至勇于去自然地呈现自己脆弱的情感,因为已经够坚强了。

 

信仰是帮助人解惑的,如果无惑可解,信仰就消失了。《金刚经》说法、非法,一切法皆非法,这样的说法让我领悟很多,当法是虚妄的,那么信仰本身有一天也可以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变成实践的力量后,就不需要再拘束于语言、仪式了,这是一种阶段性的,我们不需要去批判不同阶段的人,去说:“你怎么还在那个阶段?”因为我们也曾在那个阶段过,当你走过来以后,应该要知道每一步踏过来是多么艰难,你不会去嘲笑,反而会尊敬。如果你会嘲笑某一个阶段的信仰,就表示你连那个阶段都还没有到。

 

对于文化,我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就是文化要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落实在生活当中,文化如果从生活里隔离出去,这个文化本身就只是一种假象,甚至它只是过去的遗产,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

 

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一个国家的美术馆很好,表演艺术很发达,但国民的生活非常粗糙跟野蛮,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两者应该是一致的。所有在博物馆里面所得到的美的训练,在音乐会、戏剧当中得到的对生命的反省跟提炼,都应该在生活里落实成为一种国民的品质。

 

当然,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上层结构,或者文化的表征,可是更重要的是,必须回到国民的生活中,在食衣住行里再现,如果中间出现很大的落差,那就是有问题了。

 

以人情作为最高指向

 

纽约在七○年代曾经有过很大的落差,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如今已经变成世界表演艺术、美术收藏品都是数一数二的城市,而国民的素质也慢慢培养起来了。

 

纽约的改变与立法有关,基本上在现代社会里,一切东西都跟法规有关。而在台湾,法规不能说不严,我们有都市计划的法规,有交通法规……甚至比世界很多地方都要严格。可是我们在执法上却很难严格,因为我们有传统儒家伦理中所谓的人情包袱,还有伦理中的一种“弹性太大”,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这就会让执法者很为难。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希望伦理能够传延,人情也是我们足以自豪的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很担心它们会干扰法的严格性。常常一个法律事件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譬如我会听到朋友说,今天碰到一个警察好好喔,跟他讲因为家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超速,他就没有开我的罚单。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会让人啼笑皆非,从人情来讲他是个好警察,可是从法律来讲,他是失职的警察,这里面其实是多重矛盾。

 

我想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反省在我们身上,旧有传统伦理跟现代新公民的法律观,抵触到什么程度?不是在指责别人,而是自己做反省跟检讨,如果换作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办?

 

在西方社会里面,你提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为理由,是很荒谬的,可是在台湾,你会觉得非常合理,甚至还会觉得你怎么可能不体谅?可是,当执法者老是在体谅时,所有的法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我倒不是要指责执法的人,我想讨论的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这个民族性本身是以道德、伦理作为最高指向,以人情作为最高指向时,势必会干扰法律,当然也会干扰到政治经济的形态。试想一个都市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人情修正,人情最后就有可能会被利用,变成某一种垄断,于是就有黑道绑标、围标这种公共弊案,以及各种家族关系、人情的介入,使我们的都市计划一直被修改,每一个环节都有各种的人情,原本一个很好的计划就改坏掉了。

 

客观上讲只要执法比较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巨大的包袱,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许我们的社会需要非常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冷静、透彻、清晰到能够呼吁出一种新的公民哲学。我说的公民哲学就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里的公民,要遵守的一个思想体系。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是在模棱两可的旧道德中,刚好是伤害了新公民哲学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自己也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我在讲的是人道主义、一种家族亲情、一种人对人的互爱……可是到最后会发现,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对的社会,在一个新的城市道德跟一个新的公民道德里面,即使没有家族、没有父母,他都应该能够被国家养大,这才是新道德。

 

一个弃婴可以被国家的社会局养大,一个孤独的老人也可以被赡养到善终。他不是依靠家族,也不是依靠人情,更不是依靠我们讲的一种所谓爱或者道德,不是那么空泛的东西,而是依靠一个很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

 

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们要丢掉旧传统的包袱会这么难?也许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不够完善。当你不照顾你的孩子时,会有人照顾吗?你能够放心吗?如果不能,那么家族、伦理、道德就有其存在的必要了。

 

如果你想到老了没有儿女养你,就没有任何人能照顾你,当你有这种恐慌的时候,你当然就只好讲孝道。

 

我想新道德跟旧道德,其实是在一个西化的公民道德跟旧式的中国伦理的家族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旧道德很多人在阐述,从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里面建立起来的新道德却很少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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