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十讲:新价值

导读—  我们冲得太快,没有办法一下子剎车,但可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做,让物质的东西少一点,让心灵的空间大一点。

新价值

/蒋勋

知识分子的风范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鹤。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上课,也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

 

 

以人为本的教育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俞老师教我们时,我们的学业大都完成了,所以在那边上课时,我们有一种自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辞掉大学的工作,宁可去教一些社会人士,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压力,我可以畅所欲言。今天连在大学都很难,后面还有一个研究所入学考试。我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想考研究所,学生很好教,但是现在,几乎每个人一进大学就在想研究所,连选课都会注意这一个老师是不是研究所的老师?凡事以考试为导向,升学为目标,若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他们会愿意谈人性、谈艺术、谈文化吗?

 

  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他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画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他才发觉自己美术史没有学好,所以花很贵的学费重新回来上我的课。他绕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

 

  我想,在体制不变的状况下,我拉着学生来谈人性、谈美学,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会等着,等一个他们愿意听我说话的时机。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我在初中就从体制中出走了,高中联考也没有考取,但我不觉得自己现在是失败的。只是我也要诚实的说,这么做很危险,因为孩子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价值压力,很可能会崩溃、变坏、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若是很确信要带这么一个所谓「叛逆」的孩子时,我会长期跟他保持联系,让他这条路走得更稳,让他更有信心。这才是教育真正应该要做的事。老师一定要是人师,也永远要以人为本;教育本身就是人的关心。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们也会是很安静的。其实俞老师的时代,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忧伤的时代了,可是,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妹妹俞大彩,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前国防部长俞大维虽然是世界有名的弹道学专家,可是你听他谈起古学,也是非常精采。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的吧。

  欧洲的精英分子不少也是这样出来的。法国当代作家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她是贵族出身,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在一个很人文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父亲就带她看书、鼓励她写作。当然,现代家庭恐怕很难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够只求量,不求质,学校不是制造商,让学生一批一批得到文凭毕业就好了,还是要关心人的问题。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物化的体制中,学校老师受限于许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着一种想法:能够关心几个就几个,做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倾听孩子的心事

 

  教育不是在教书,事实上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

  当我让孩子画了自画像,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内心里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的严重,因为他们讲出来了,因为他们哭了,他不会走错路。

  有的孩子告诉我,只要能不回家,他一定不要回家。这句话如果让他的父母听见了,一定会吓一跳。

 

  事实上,这群孩子的父母正好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一代,当他们在努力创造经济奇迹时,对于孩子却疏忽了关怀。所以这些孩子不是为反叛而反叛,他们是在反叛某一种程度的冷漠与疏离。

很多父母与教师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们所教育对象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人。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在孩子的一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你的一点点关心,也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就像那次自画像的活动结束后,学生们抱头痛哭,我走过去揉揉他们的肩膀,我相信他们会感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忙成这样子?没有时间停下来倾听孩子的心事,没有时间揉揉孩子的肩膀。

 

  最让我惊讶的一次是我在大学担任系主任的时候,一个女学生不见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来上课,我打电话给她妈妈,她说:「我生意好忙耶,我把小孩交到你们学校,就是你们要负责,你们还要问我?」

  我听了真的吓一大跳。

  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的父母,他们是不必等学校老师通知,就常常跟学校保持联络的。所以我不懂现在的父母,为什么七天不见孩子,还能忙着做生意?

 

  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长期以来不被注意、忽略的课题,这个「果」已经显现在报纸上那些怵目惊心的事件中了。我们冲得太快,没有办法一下子剎车,但可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做,让物质的东西少一点,让心灵的空间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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