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时代的来临:历史曙光

导读—  青铜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技术跟美学结合的高峰。科技达到了巅峰以后，美术才有了依靠，也才能成就完美的作品。

▌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青铜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技术跟美学结合的高峰。科技达到了巅峰以后，美术才有了依靠，也才能成就完美的作品。

全世界收藏亚洲文物的博物馆，都收藏有商代的青铜器。因为商代青铜器在造型上特别特别漂亮。但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最有名的却都是周朝的青铜器。

大家可能听过“毛公鼎”和“散氏盘”。这两件作品被认为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是镇馆之宝？

这两件东西，看起来并没有多好看，反而没有商朝的四羊方尊这么华丽、这么让人瞩目。然而这两件文物之所以这么重要，不是因为它造型美，而是因为它里面有长达五百字的文章，我们称为“铭文”。

我们发现商朝的青铜器重视造型，但周朝的青铜器重视把文字铸在鼎上。它们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知道周公“制礼作乐”，他强调的是人文层次。而人文的基础就是文字。因此商代出现文字以后，到了周朝，便将文字提升为最重要的文明的基础。

人类的文明史当中，文字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进展。文字出现以后才有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有文字记录的时代，而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叫做史前时代。

而青铜时代跟文字出现的时代，刚好是同一个时期。

▌毛公何许人也？

毛公鼎也和一般鼎一样，传承着夏代以来最原始的“锅子”的概念。“民以食为天”，“锅子”逐渐和“保障”、“权利”有了关系。锅子虽然是日常器物，却有了尊贵的象征性。在漫长历史中“锅子”变成了“鼎”。就像帝王亲近的“御厨”可能被封爵位。“毛公”是天子亲属，天子感念他的辛劳，守护王室，赏赐礼物，铸造“鼎”来做纪念。

古代受封成为公爵，等于是现今国家的授勋大典，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且天子会有很多的赏赐给这个家族，包括土地、奴隶；土地上每一年农产品的收获，都将归毛公所管。另外还赐给他很多很多稻谷、麦子、五谷杂粮、纺织品之类的东西。

然而，更重要的赏赐就是“铜”。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得了一个奖，不管是金鼎奖、金钟奖、金像奖，都有一个奖杯或奖牌做纪念。

毛公被封爵，也有点类似得奖。皇帝赐给他铜，他可以用这些铜来铸鼎。我们前面提过，鼎就是锅子，本来是拿来做饭用的。可是这个鼎当然不能拿来做饭，因为它太尊贵了，是用来纪念的，就像运动选手得到冠军奖杯，奖杯在希腊时代可能真用来喝酒，可是现代人不会拿奖杯喝酒，而是放在家里当做装饰。

同样的，毛公铸的鼎也是拿来当装饰的，意思在告诉别人：“你看我不错吧！我们家族得到了皇帝的赏赐。”为了让别人知道这个鼎得到的过程，他们就把得到赏赐的内容铸在鼎里。

有机会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你不妨注意一下，这个鼎不要只看外面，因为外面没什么好看的。你要踮起脚来看鼎里面，会发现有一篇文章在里面。这篇文章说明了他们的家族如何忠信于皇室，如何替天子做料理，而天子赏赐了些什么东西。毛公把所有赏赐像列清单一样全部列在里面。

文章最后说，我们毛家用天子赐的铜铸了一个鼎，纪念这个高尚的荣誉。这个鼎变成我们的传家之宝，希望这个家族的荣誉，可以世世代代传衍下去。所以鼎里的文章最后一句写的是“子子孙孙永宝用”。意思是我们毛家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要好好地保存这个鼎，因为这代表我们家族的显赫与荣耀，我们不能随便抛弃。

周朝的青铜器跟商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商朝青铜器以美丽的造型取胜，而周朝则是以铸刻文字为特色。

那为什么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名的青铜器是周朝的？

因为最早收藏青铜器的学者，比如说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后来待在大陆的学者郭沫若，以及来台的学者董作宾、罗振玉，这四个人都是以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而著名。

关心青铜器造型的人，可能注意它漂不漂亮，于是就把它放在美术史上讨论。可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他们研究的是文字学，他们关心的是文字，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商朝的青铜器很多都被外国人买走？因为外国人不懂文字，他们觉得漂亮就买了。

可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留下来的，反而是文字很多的。文字很多的这些青铜器，等于是历史的记录。

▌散氏盘，古代的停战契约

“散氏盘”的“散”指的是周朝时，有个叫做“散”的小国。

周朝虽然是一个朝代，有一个周天子，可是他有很多分封的国家，像陈、蔡、齐、鲁等。其中的齐国、鲁国当然算是大国了。这些独立的小国国君都是周天子分封的王，有独立的政治体制。

散氏盘的由来，则是因“散”跟“矢”这两个小国而起。

散跟矢，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类似三芝乡跟淡水镇这样的小地区，这些小地区的行政是独立的，可是两个国家的国界始终划不清楚，经常打仗。后来大家觉得生活不安定，就找了第三国来仲裁。

由于怕国界划分清楚后口说无凭，所以他们决定用青铜铸了一个盘子，在盘子上明确注明国界位置，并且说明不能反悔或随便发动战争。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把盘子拿出来对证。

这个盘子等于是一个契约。因为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所以也不容易窜改，比我们今天的法律文件还不容易伪造。毛公鼎、散氏盘记录了很多文字，这些文字后来受到学者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将这些文字作为研究古代历史的史证。

虽然毛公鼎、散氏盘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不一定很美，可是它的“铭文”却非常重要。因此在周朝的青铜器里，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造型的美，而是文字在文化上的意义。

▌文字，是自我意识的符号

文字出现后，人类才有了历史。当人类没有历史的阶段，他的记忆没有办法真正累积下来。所以现在人类学家研究发现，许多创造了非常高水平文化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中，有的甚至消失了。关键就在于它们没有文字。

现在很多学者研究台湾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知道兰屿的达悟族，他们有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例如音乐、舞蹈以及制作独木舟的技术，可是达悟族没有文字。所以我们发现，一个部族的文明，不管发展到多么高度的状况，当它文字没有出现的时候，它很容易被外来的另外一个文化所侵略或者兼并。

文字，是自我意识的符号。汉族就是因文字而强盛。

我们刚刚提到，毛公鼎上的文字和散氏盘上的“金文”，是铸造在金属上的文字。这种文字已经有了完整的发展。文字使人类大脑思维更有依据，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古老的文明，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都有自己的古老文字。

可是有些地方的文明，我们知道它古代曾经存在过，也有高度的发展，可是后来却消失了，这往往是因为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文字跟我们的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文字。

文字跟语言并不一样。语言的发展可能比文字要早。

譬如《诗经》，诗经最早并不是以文字面貌出现，它是民间不识字的老百姓唱的歌谣，后来才被懂得文字的人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看得到这部《诗经》的书面记录。假设当时没有人把这些歌谣记录下来，这些歌曲可能唱一唱就慢慢消失了。

文字的出现对于一个文明的发展，有绝对的影响力。

区分汉字跟汉语的不同，原因在于汉语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福建省，隔一座山，语言就不一样了。所以要用语言沟通非常困难。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彼此之间要用语言沟通往往是有难度的。

最后我们发现，汉语的复杂性刚好成全了汉字的统一性。

我不知道散氏盘里面，散跟矢这两个国家的语言是不是一样，可是至少我们看到散氏盘上面的文字是一致的。如果他们用这种文字作为契约上的文字，表示当时这两个国家都认同这个文字。我希望大家了解，在古代的文明史里面，文字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埃及的古文明，由于尼罗河长达五六千公里，上埃及、下埃及之间可能也很难沟通。文字却是可以沟通的。它们把文字刻在塔、碑上面，使得上埃及、下埃及，在文化上可以统一。所以，任何语言当它以文字出现时，这个文明就可以传承很久。

▌甲骨文重现了商朝，那段被遗忘的时光

但是毛公鼎、散氏盘上的金文，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周朝之前，已经有甲骨文了。甲骨文是商朝人刻在牛骨跟龟甲上的文字。这是近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清朝的时候，各个地方出土了很多龟板，龟板就是乌龟的腹甲，因为这部分很平坦，可以拿来刻字。另外还有牛的肩胛骨，也是比较扁平的地方，在上面也发现了文字的痕迹。

当时龟板和牛骨大量从地底下被挖出来，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有人就把这些东西卖到中药店当药材。后来清朝有个人叫做刘鹗，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他发现这上面的痕迹好像是古文字，于是他就搜集了很多龟板跟牛骨，慢慢整理，并且把上面的文字临摹下来，编了一本书叫《铁云藏龟》。他当时对这东西还不太了解。一直要到更晚一代的王国维、罗振玉，还有董作宾这些人，才揭开甲骨文之谜。

甲骨文是商朝人的卜辞。商朝人非常迷信，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祷告和占卜。例如今天要过河，但是因为过河的过程可能很顺利，但也可能会淹死，所以他们就把问题刻在龟甲或牛的肩胛骨上，用硬的东西钻一个孔之后，用火在上面烤。火一烤，骨头、龟甲就会沿着洞口裂开；我们今天写的“卜”这个字，就是裂开后的长纹跟短纹。所以“卜”这个字是一个象形字，他们就凭借着裂开的纹路长短来判断吉凶。

“今天该不该过河？”先人用类似我们算命看掌纹一样去判断。

所有的甲骨文，都是算命的文字，我们也称为“卜”文，就是卜卦的文字。

借由甲骨文，我们看见了商朝人哪一天想要过河，什么时候要打仗，哪一天发生日蚀，哪一天地震了。

这些文字变成非常重要的史料。有了文字，才有历史。人类的文明也因此跨越到另一个层次。有了实际的文字，让今天的我们可以重现那段被遗忘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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