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六讲:伦理孤独

导读—  伦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也是困扰社会的一个议题。

人生下来后,就会被放进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适当位置,做了归类。在人类学上,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检查这种归类的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变化性,当归类是不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作「乱伦」。这个词在媒体、或者一般阐述道德的概念上常会用得到。如果做一份问卷调查:「你赞成乱伦吗?」大概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不赞成。延续上一篇提到的,在思维孤独之中,社会上百分之零点一,或者是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也许觉得不应该立刻说赞成或者不赞成,而是要再想想什麼是乱伦?


伦理孤独

/蒋勋



伦理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据我观察,也是困扰社会的一个议题。

就文字学上来解释,伦是一种分类,一种合理的分类。我们把一个人定位在性别、年龄或者不同的族群中,开始有了伦理上的归类,父亲、母亲、丈夫、妻子,都是伦理的归类。甚至男或女,都是一种伦理的归类。

人生下来后,就会被放进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适当位置,做了归类。在人类学上,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检查这种归类的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变化性,当归类是不合理性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作「乱伦」。这个词在媒体、或者一般阐述道德的概念上常会用得到。如果做一份问卷调查:「你赞成乱伦吗?」大概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说不赞成。延续上一篇提到的,在思维孤独之中,社会上百分之零点一,或者是百分之零点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也许觉得不应该立刻说赞成或者不赞成,而是要再想想什麼是乱伦?

道德是预设的范围

乱伦就是将既有的人际关系分类重新调整,背叛了原来的分类原则,甚至对原来的分类原则產生怀疑,因而提出新的分类方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古埃及文明距今约有四千多年,其中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的时间,法老王的皇室採分类通婚,在人类学上称為「血缘内婚」,也就是為了确保皇室血缘的纯粹,皇室贵族不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人通婚。

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血缘内婚所生下来的孩子,发生很多基因上的问题,智力也会比一般人差,於是演变為「血缘外婚」,也就是同一个家族内不可以通婚。

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所谓的「伦」和「乱伦」,其实是一直在适应不同时代对道德的看法。在血缘内婚的时代,埃及法老王娶他的妹妹為妻,或是父亲娶女儿為妻,是正常的,如果娶的是一个血缘不同、其他家族的人,那才叫作乱伦。

道德对人类的行為,预设了一个范围,范围内属於伦理,范围外的就是乱伦。而在转换的过程中,所有的伦理分类都要重新调整。我相信,人类今天也在面对一个巨大伦理重新调整的时代。举例而言,过去的君臣伦理已经被颠覆了,但是在转换的过程,我们还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要忠於领袖人物。这个伦理在我父亲那一辈身上很明显,在我看来则是「愚忠」,可是我无法和父亲讨论这件事,一提到他就会翻脸,忠君爱国的伦理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不能够背叛。在古代,君臣伦理更是第一伦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论自理不合理。如果从君臣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乱伦了,我们都背叛了君臣之伦。

必须渡过的难关

五伦之中,最难以撼动的是父子伦,也就是亲子之间的伦理。儒家文化说「百善孝為先,万恶婬為首」,意思是在所有的善行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孝;而所有的罪恶中以情慾最严重。所以汉代时有察举孝廉制度,乡里间会荐举孝子為官,认為凡是孝顺的人,就一定能当个好官。但是我们看东汉的政治,并没有因為察举制度改革官僚体制,反而有更多懦弱、偽善的官员出现。连带地,孝也变成偽善,是可以表演给别人看的。

但是直到今日,台湾还是可以看到,丧礼上丧家会请「孝女白琴」、「五子哭墓」来帮忙哭。孝在这裡变成一种形式,一种表演,一个在本质上很伟大的伦理,已经被扭曲成只具备外在空壳的形式。

我们谈乱伦,其实裡面有很多议题。今天我们可以说都乱伦了,因為我们违反了君臣伦理,也推翻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第一伦理。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也是我自己最大的难题--父母的伦理,还是箝制着我们。

中国古代文学裡,有一个背叛父母伦理的漏洞,就是《封神榜》哪吒。哪吒是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他对抗父权权威到最后,觉得自己之所以亏欠父母,就是因為身体骨肉来自父母,所以他自杀,割肉还父,割骨还母,这个举动在《封神榜》裡,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对伦理的颠覆。近几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拍电影《青少年哪吒》,就藉用了这个叛逆小孩形象,去颠覆社会既有的伦理。

相较之下,西方在亲子伦理上的压力没有那麼大。在希腊神话中,那个不听父亲警告的伊卡罗斯(Icarus),最后变成了悲剧英雄。他的父亲叁番两次地警告伊卡罗斯:他的翅膀是蜡製的,遇热就会融化,因此绝不可以高飞。可是伊卡罗斯不听,他想飞得很高,如果可以好好地飞一次,死亡亦无所谓;就像上一篇提到的飆车的年轻人,能够享受做自己主人的快感,死亡也是值得的。

伊卡罗斯和在某一段时间裡地位尷尬的哪吒不一样,他变成了英雄,可是我相信在现代华人文化裡,哪吒将成為一个新伦理;他割肉还父,割骨还母不是孝道,而是一种背叛,是表现他在父权母权压制下的孤独感。

我从小看《封神榜》,似懂非懂,读到哪吒失去肉身,变成一个飘流的灵魂,直到他的师父太乙真人帮助他以莲花化身,莲花成為哪吒新的身体,他才能背叛他的父亲。最后哪吒用一枝长矛,打碎父亲的庙宇,这是颠覆父权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在传统的伦理观中,父权是不容背叛的,我们常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也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是这句话如何解释?如果家族中,父亲说他要贿选,你同不同意?如果父亲说要用几亿公款為家族营私,你同不同意?许多政治、企业的家族,就是在「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前提下,最后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包皮庇犯罪。

延续上一篇〈思维孤独〉的观点,我一直期盼我们的社会能建立一个新的伦理,是以独立的个人為单位,先成為一个可以充分思考、完整的个人,再进而谈其他相对伦理的关系。如果自我的伦理是在一个不健全的状况下,就会发生前面所说的,家族伦理可能会让营私舞弊变成合理的行為。刚刚那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可能就因為家族裡的私法大过社会公法,恰恰构成社会无法现代化的障碍。

孔子碰到过这样的矛盾。有个父亲偷了羊,被儿子告到官府,别人说这个儿子很正直,孔子大不以為然。他觉得:「怎麼会是儿子告父亲?」这样的矛盾至今仍在,台湾许多的事件都是这个故事的翻版;家庭内部的营私舞弊能逃过法网、家族的扩大变成帮派,都是因為这样的矛盾。

如果我是孔子,听到这样的事,也会感到為难。这个「為难」是因為没有一种百分之百完美的道德;一个社会裡,若是常发生儿子告爸爸的事,表示完全诉诸於法律条文,这样的社会很惨;一个社会裡,若是儿子都不告爸爸,那也会產生诸多弊病,「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的讲题会继续延续。

这种為难就造成上一篇所说的思维的两极,如果你和孔子一样,关心的是道德,就会觉得儿子不能告爸爸,如果你关心的是法律,就会觉得儿子应该告爸爸。但是作為一个思维者,他会往中间靠近,而有了思辨的发生。

可是,孔子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结论:「父為子隐,子為父隐」,你可以拿这八个字去检视在台湾所发生的大小弊案,他们没有错啊,他们都照孔子的话做了,可是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即使现在儿子按铃申告父亲舞弊,还是有人会指责他乱伦。但是如果能不要急着下结论,不要走向两极,多一点辩证,让两难的问题更两难,反而会让社会更健全、更平衡。

孔子会说:「父為子隐,子為父隐」,是他在两难之中做的选择,我看了也很感动,因為一个只请法律的社会是很可怕、很无情的社会,而我相信这是他思考过后的结论。我不见得不赞成,但是当这个结论变成了八股文,变成考试的是非题时,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因為没有思考。

道德和法律原本就有很多两难的模糊地带,这是我们在讲伦理孤独时要度过的难关,这个难关要如何通过,个人应如何斟酌,不会有固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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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自己

我记得年少时,读到哪吒把肉身还给父母,变成游魂,最后找了与父母不相干的东西作為肉体的寄託,隐约感觉到那是当时的我最想做的背叛,我不希望有血缘,血缘是我巨大的负担和束缚。父母是我们最大的原罪,是一辈子还不了的亏欠,就是欠他骨肉,欠他血脉,所以当小说描述到哪吒割肉还父、割骨还母时,会带给读者那麼大的震撼。可是,这个角色在过去饱受争议,大家不敢讨论他,因為在「百善孝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个孤独的出走者。

哪吒不像希腊的伊卡罗斯成為悲剧英雄,受后人景仰。野兽派大

师马諦斯有一幅昼,就是以伊卡罗斯為主角,画了黑色的身体、红色的心,飞翔在蓝色的天幕裡,四周都是星辰,那是马諦斯心目中的伊卡罗斯。虽然他最终是坠落了,但他有一颗红色的心,他的心是热的,他年轻,他想活出他自己,他想背叛一切綑绑住他的东西‥‥

伊卡罗斯的父亲错了吗?不,他是对的,他告诉伊卡罗斯不要飞得太高,飞得太高会摔死,可是年轻的伊卡罗斯就是想尝试,他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

这裡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是属於谁的?在我们的文化裡,有一个前提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所以连头发都不能随便修剪,否则就是背叛父母。

但在〈暴力孤独〉和〈思维孤独〉篇中,我提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暴力的衝动,所以会去刺青、穿孔、穿洞,做出这些事的人,他们认為身体发肤是我自己的,為什麼不能毁伤?他从毁伤自己的身体裡,完成一种美学的东西,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那麼,究竟肉体的自主性,要如何去看待?

伦理的分类像公式

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这本书裡,有很多背叛伦理的部分。在〈热死鸚鵡〉中,医学系的学生爱上老师;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裡,读建筑设计的大学生回到家裡,爸爸对他说,他要跟他的男朋友

charlie到荷兰结婚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伦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正因為有这些只占百分之零点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让我们看见,原有的伦理分类是不够的。

任何一种伦理的分类,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实是在公式之外,可是因為这是「公认」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质疑它,所以许多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伦理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救生员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大学生的父亲有妻子、儿子,完全符合伦理,可是他却引爆了一个颠覆伦理的炸弹,他要建立的新伦理是一直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事实。它可能就在你身边,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会发现,因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

然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

另一种形式的监视

谈到伦理孤独,我想以自己的小说〈因為孤独的缘故〉作為例子。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八○年代后期,绑架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而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

我记得小时候,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社区裡的人常常是不关门的。我放学回家时,妈妈不在家,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你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拿药,你先到我家来吃饭。」那个社区伦理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照顾与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找我去她家吃饭,这是照顾;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突然后面「啪」的一巴掌打来,那也是张妈妈,她说:「你逃学,我要去告诉你妈妈。」这是监视。

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会说:「你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着,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那个时候,电视、广播没有那麼流行,也没有八卦媒体,但因為社区结构的紧密,消息传播得比什麼都快。

到了八○年代,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愈来愈多人搬进公寓裡,然后你会发现,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而相邻公寓间的人不相往来。当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时,小孩就变成了「钥匙儿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儿童脖子上掛着一串钥匙,自己去上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

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从叁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这在我的成长过程裡,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在八○年代后,即使女性对於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离异。

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系,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我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麼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麼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麼病,只是会一直说着身体的不舒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面对屋子裡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

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因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小说裡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离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麼亲密,不会讲什麼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裡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裡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她住在叁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裡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噹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裡的「我」分析着公寓裡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麼,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

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谈,因為公寓裡的伦理是疏远的。

小说裡的「我」正经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麼,他说姓张。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当场愣在那裡。而小说裡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裡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她找到他的部队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裡,充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

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然后说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

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十句裡可能都是「无聊!」、「多管閒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皮括肉体、包皮括心灵,都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麼?要经营什麼样的关系?却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

我常举叁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性交、做愛、敦伦。我们很少用到「性交」这个词,觉得它很难听,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是一种很客观的行為纪录。「做愛」这个名词比较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愛」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

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不懂敦伦是什麼,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麼?」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為是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

很有趣的是,这叁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叁种伦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裡

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裡,要完成什麼样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去细分、去思辨这叁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皮覆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

伦理是保护还是笼扰

当小说裡的「我」面对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裡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閒事时,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為什麼张玉霞可以那麼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我」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出走啊!

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镜行的老闆,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还在店裡吵起来。眼镜行老闆对她说:「回家吗?再见哦。」这个「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裡的人认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她根本不是一个「个人」。

一个中年的妇人,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也会问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馆,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家裡的钥匙。

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让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我」而言,她最伟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头了。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眼镜行老闆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发现没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麼做,因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叁、四十年之后,怎麼也找不回来了。

很多人问我為什麼这篇小说会用第一人称,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麼一个人,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的顾虑会是什麼?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随时包皮包皮一收就飞到欧洲去了,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这又是另一个两难的问题。

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我相信她会哭,她会吓一跳。

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他的记忆裡,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到国外去,再回国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

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说这种话?怎麼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你看电视剧裡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裡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麼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发洩情绪而已。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裡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眾外围,回看自身处境。

今天若有个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台湾的确处於转型的时刻,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可以去进行思维,如果我们可以不那麼快下结论的话,这些问题将有助於我们釐清伦理孤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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