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 敦煌 第十七窟 藏经洞 殷媛小聚

导读—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与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并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与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并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藏经洞中包含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最具价值的要算是石窟中魅力无穷的文书经卷,记载了千年前的伦理道德,记载了千年前的文明价值,它是佛教理论交叠的智慧结晶,是佛法高深渊博的具体体现。这些珍贵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可以说,藏经洞的开启揭开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揭开了一个光芒耀眼的世纪,也揭开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大约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出生于陕西,小时读过几年书,由于家境不太好,经常食不果腹,他长得身材矮小,也不结实。后来他又因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年,他到肃州巡防营当兵勇。退伍之后,实在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师父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

      可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现状,离开酒泉,向西云游,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来到敦煌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非常萧条,一片荒凉,但是他发现寺院的香火还能够接续,也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加之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他觉得这里是个比较理想的出家人生活的地方。于是衣食无靠、人已半百、身体不好的王道士决定在这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默默无闻地度过残生。

      已近不惑之年的王道士,看到神圣的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心中无限伤感,尽管自己能力有限,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依然使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还原莫高窟神圣的本貌。

      从此,他四处奔波,走村串巷,化缘募捐,同时他也省吃俭用,积攒着修窟补佛的资金。除了去城里乡下化缘,其余的时间他常常扫窟,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和灰尘,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

      在自诩为“莫高窟住持”后,王道士收到的香火钱日渐增多,当手头宽裕之后,他便雇人清除了今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然后又雇了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每年四五月份,各处的善男信女们都来上香,自然也会带来一些供物,王道士便让杨某在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并为他们记录功德。

       快进入夏天时,天气越来越热,杨某便在16窟甬道内找了个清凉的地方将桌案放在那里,伏案抄写经文,收记捐赠。抄写疲惫或空闲时,就用芨芨草秆点火吸旱烟解乏,为了图方便,他就把燃烧剩下的草秆插入墙缝,随时取用。有一天,他吸完旱烟后,又把草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好奇心促使他一直向里插了进去。他用手一敲打,墙壁发出了空声。杨某感到非常奇怪,立即把此事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急忙来到墙壁前,敲击数次,怀疑里面有暗室。于是二人合力铲去泥皮,竟发现了一个用土块封砌的小门。两人立即意识到这门后必有重大的秘密,便一鼓作气,搬开土块,除去泥皮……当他们气喘吁吁地推倒土墙时,顿时呆住了,借着微弱的光线,他们惊讶地看到了这个不大的耳洞里堆满了高达数尺的纸札。王道士的心嘭嘭直跳,他把洞里的东西匆匆检查了一遍,这是一座长、宽均为9尺5寸、边高约6尺5寸、中高9尺3寸的复洞。从地面至窟顶堆满无数古代文书、刻本、丝绸绘画、纸画、麻布画幡、雕刻印品与金、铜、木制佛教造像艺术品。

       这天,正好是公元1900年6月22日。一个沉睡了长达千年之久的神秘洞窟终于被唤醒了!王道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用枯瘦、颤抖的双手打开的是一个足以轰动世界、举世无双的古代图书馆!那扇石门的开启,打开的不仅仅是黑暗的洞窟,还是一部灿烂的民族史,一部灿烂的文化史,更大的意义是释放了中华文明的巨大能量。价值连城的文卷锦帛,叹为观止的壁画雕刻,风韵犹存的佛像雕塑,无一不是旷世珍宝。然而可悲的是,藏经洞的发现,没能引起我们本国人士的重视,却成就了居心叵测的外族考古者的梦想,愚昧和麻木给敦煌文物招来了祸灾!

     面对无数文书经卷、佛像和其他文物,王道士虽然不知洞内的这么多东西为何存放在这里,却隐隐地觉得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必须要严肃对待。

     于是他便邀请县城内的富绅人士前来观看。但所请之人并不懂室内物件的贵重价值,均认为是神物,不可轻易流失。满怀希望的王道士空欢喜一场,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将藏经洞的洞门再次封闭起来。

      但王道士并未死心,依旧寻找机会“推销”他的重大发现。1902年3月,敦煌县新到任的知县汪宗翰得知此事,便令王道士取出部分写经、画像察看。略通古物知识的汪宗翰看出这些经卷是极有价值的古代遗物,但并没有给予文物应有的重视,而仅仅出于一己之私,把这些珍贵遗物当做打通仕途的“礼品”在官场上送来送去,其中有份礼物——北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的水月观音画像一幅和写经两卷送到了知识渊博、对古物颇有研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上,叶昌炽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得到消息后让汪宗翰代求一些卷子,补入到他已定稿的《语石》一书中。他还建议甘肃布政司衙门,将敦煌的全部古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但最终因高额的运费不得落实而放弃了此计划,布政司衙门只好下令敦煌县把这些古物原地封存。翘首企盼、静待佳音的王道士刚刚燃起的希望又一次熄灭了,只好遵命再次封闭了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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